圣人教化的途径有二：一是格物，二是诚意。

庄子这里似乎更多地将道德修养视为自我的事，其功能主要体现于个体本身，难以影响他人，在与他人交往之时，自己即便做得再好，也不一定对他人产生积极而有效的作用。心斋、内通等等，主要侧重于从自我出发以处世。

在庄子看来，近距离的交往以信任为主，亦即通过具体行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信用来取信于对方。对庄子而言，履行外在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过程既表现为顺乎自然、自事其心，也是一个安命的过程，顺自然和安命在庄子看来是相互统一的。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巨。是以夫事其亲者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。人存在于世，同时涉及广义之用，在庄子看来，后者可以区分为两类：对他物之用与对自身之用。

不过，对庄子而言，与人为徒主要侧重于外曲，与之相对，还有与天为徒意义上的内直，后者所涉及的是自然原则。苟为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终!故法言曰：‘无迁令，无劝成，过度益也。朱伯崑先生认为：焦氏此说，对了解《周易》中的字义，有其合理的因素……但他倡此说的目的，在于追求《周易》的体系，即其所炮制的基于二五变通和比例的体系，其结果同样流于比附……辞有歧义，古代汉语，尤为突出。

这就意味着，象数与义理两派解《易》理路的根本分歧，即是否认同象辞之间存在严整对应，终究只是两种不同的信念。焦循认为，伏羲的全部思想皆承载于旁通、时行、相错等卦爻运行规则之中。二者的显著不同，仅在于汉人并没有区别对待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这类在两卦中重复出现的整句《易》辞。里堂所悟之旁通比例，自有其突出创发之贡献，惟郭氏以《易》从例之一语，则已指出其病原之所在矣。

该书曾被时人推许为石破天惊之作，并对此后易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最终，在象辞相应一一落实后，再把分解的《易》辞按经传原本的次序重新拼接，并逐爻逐卦地加以疏解。

关于王氏父子的深刻影响，焦循曾直言不讳：循近年得力于《广雅疏证》，用以解《易》，乃得涣然冰释。三者皆以卦爻行动为归，绝不可孤立视之。李鼎祚割《序卦传》附于每卦，钱士升《周易揆》又割《杂卦传》分系。历千百年而口授指示者不传，但存卦之序。

与祭连类而言，则借豹为礿。只不过后者因字形相同可以一目了然，前者唯有借助义训和声训方法方能察觉。所之者何？即刚柔之相推者也。既然二者皆在揭示伏羲发明的卦象变化，则三圣之《易》即应视为互诠互显、相即不离的统一整体： 说者谓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，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。

所谓经传字词以同音假借、同义互训指示象数运行，也不过是《易》之辞指识其卦爻之所之的推论而已。准确地说，焦循易学中的假借指的是具有相同象数涵义的同声《易》辞之间的关联，其概念使用必须严格限定在解《易》范围内。

以其成兑于《丰》上，则借绂为沛。它既是对伏羲卦象的再次说明，又是对文王之辞的进一步补充，因此被称为十翼。

然而，换一角度视之，凡此种种其实在不断提示我们不能依照惯常理解，而须重新界定其假借的内涵。说四声者，不曰‘平上去入，而曰‘天子圣哲，其妙颇似《易》辞。豹礿同音，实乃假借，但《革》九五云大人虎变，故其上六言豹不言礿。诚然，将《周易》一书视作由卦爻运行的指示符连缀而成、否认经传文意价值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触目惊心。这一点，即使从其假借说《易》对古音知识的娴熟运用中亦可得知一二。《乾》之元字，当与《坤》《屯》《讼》等卦的元字合观，君子亦须与《易》辞全篇的君子二字互参。

由此可见，使未知《易》辞通过音和义的引申过渡转化为已知的象辞相应，正是汉易确定逸象的方法之一。义存乎甲乙丙丁等字之中，而甲乙丙丁等字则无义理可说。

尽管这种独特的象辞观今天看来依然触目惊心，却不可盲目否定之。文王、周公系《易》多用假借、转注以为引申，孔子以声音训诂赞之，故为‘雅言。

尽管二者对同音字的使用颇为相类，但假借的前提是没有本字，通假的理由则是忘记了本字。焦循认为，孔子学《易》韦编三绝，只能从文王系辞的特殊角度寻求理解，绝不可由此污蔑圣人的智性不足。

对他而言，通假、假借、转注的详细区分，旁证是否充分，都不是易学本身关注的问题，无妨从略。在严格遵守小学规则的学者看来，这种说法简直不可理喻，反倒应作为排除通假的理由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思想实质还是表达形式，孔子之传均无异于文王之经。在古代易学史上，清代焦循（1763-1820）的《易学三书》是象数注经派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。

际训为接，即乾兑两象共享九四、九五两爻。经过长年累月的求索，焦循终于得以回答父亲‘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，《小畜》言之矣，何以《小过》又言之的《易》辞重出之问。

因此，解读经传当以圣人设置的同辞标记为枢纽，无需理会其表层文意。即便象数内涵毫无差异，唯有当其分别组成羝羊考祥不详天际翔等词句时，每一《易》辞才能构成相对完整的文意。

关键在于，焦氏易学所认定的通假字是不能替换的，否则就会伤及文意。其篇名虽各有不同，内容却无一不是以文字指示六十四卦的行动之法。

显然，焦循关于三圣作《易》的所有讨论都是围绕象辞相应这一中心展开的，实质还是为了强化《易》辞指示卦爻行动这一论点。因而，把焦循假借说《易》的学术史渊源归诸清儒特别是高邮王氏，远比不加分辨地盲从其获益于《韩诗外传》要允当得多。不过，二者的共性仅限于此。然而，相当一部分字词在《周易》通篇中仅有一见。

换言之，全篇《易》辞无不出于圣人的精心安排。当代学者赖贵三先生又沿袭皮氏之说：焦循以假借说《易》，虽独辟畦町，实源于韩婴《韩诗外传》之《易》说，故能发前人之所未发。

在此问题意识的驱动下，焦循从二十岁起广览博求历代《易》注，其中又以易汉学用力最深，可依然无法圆满解决心中的疑问。尽管《易》辞看似各成文理，但其实不过是一个个象数标记符的逐字拼接。

其中，前三步称为参伍求通，它是《易通释》的核心任务。在此问题上，焦循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。